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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事并不如烟

尽大江东去,余情还绕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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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诒和

作家、戏曲研究学者,著有《往事并不如烟》《伶人往事》《四手联弹》《刘氏女》等作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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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必“跨疆域”——2005 香港国际书展“名作家论坛”发言稿  

2009-04-23 16:21:27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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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是平头百姓,体制内职员,拿退休金老妇,不是作家。我的专业是手眼身法步,唱念做打舞,不懂文学和文学理论。我写的东西很不像样。我今天站在这里,不过是讲两句心里话。 

  先说说我对“跨疆域写作”主题的看法。“跨疆域”写作和旅游不同,不是你想跨就跨,想不跨就不跨。对此,我有些初步又粗浅的体会,可概括为八个“没想到”。当初写了有关父辈几个故事请朋友看,替我掂量一下,写得行不行?顺便也以这样的方式给自己过六十岁生日。没想到被朋友介绍给一本杂志,刊出了。刊出后,没想到被人上了网。传开后,没想到有出版社的人说经过删节处理可以编成书,出版。出版后,没想到畅销。畅销后,没想到被禁。被禁后,没想到有那么多的盗版(约120万册以上)。大陆的“往事”被禁和盗版后,没想到获奖。获奖后,没想到授奖者被传讯,获奖人被列入“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”。有了这样的曲曲折折,起起落落,那你和你的书肯定“跨疆域”了。也就是说跨不跨不在作者,在于禁。一禁就跨。其实,文学的“跨疆域”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如何立足本土。 

  文学,需要情感,需要想象,需要思想,还需要形式。我以为更需要真实。对社会而言,有一部真的历史比有一部好的文学更为重要。如果我们所看到的历史叙述存在许多的遮蔽、歪曲、假象和谎言的话,我们的文学多少就要有一些“担待”,担待起一点表达、表现真实的义务和责任。文学艺术作品得以世代相传,正如英国人毛姆所言——盖因“它是人类经受种种苦难艰辛和绝望挣扎的最后证明。只要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教堂天顶上画出那些人像,只要莎士比亚写出了那些台词,以及济慈唱出了他的颂歌,数以百万计的人便没有白活,白白受苦,也没有白死。”可见,真实是文学艺术的终极价值,而非一般价值。何况中国历来就有于“正史”之外,写“野史”、“笔记”、“掌故”的传统。它们因未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“修理”,而有可能更家接近于本体的真实。 

  想写出真实吗?你就要面向现实,用自己的眼睛面向现实。从创作方法看,我们这个国家是最提倡现实主义的。它一直被当作口号写进文件、写入教科书,全世界可能没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的。可是,一旦提笔写真实,问题就来了。现实题材几乎就成了当代文学艺术的“雷区””和“禁区”,更别说触及“镇反”、“肃反”、“三五反”、“反右”、“三年饥荒”、“文革”的题材了。听说今年“抗战”题材也归入了“敏感类”。最近有篇文章认为“今世不会再有蔡元培”,即被上边指责为“越线”。上个世纪的后五十年如此,现在依然如此。问题在哪里?在于完善又隐蔽的官方查禁制度?当然,与它们有重要、密切之关系。这些机构和制度也非今日才有,早在元明清就被皇上发明和使用了。要不然咱屈原、李白——这两个世界文化名人为啥只能产生于春秋战国、大唐,而很难活在有了东厂锦衣卫的明朝呢。但这不是今天的议题。我所想到的是,如果没有了外在压力,我们个个就都直逼鲁迅了吗?就“读鲁迅的书,走胡适的路”了吗?换句话说,我们巴望的不就是写作自由吗?真的有了自由,就有了佳作?我怀疑。恐怕仍是孔雀开屏,难得一见。 

  由于我们有意忽略作者和现实的关系,牺牲了许多的实在性和现实性,对生存的本质和生存的批判就势必变得或软弱、或暧昧。在金钱、利润、市场的操弄下,踏着“奔小康”的整齐节拍,甚至把当代史、苦难史权做了床上史、狂欢史。某些文人、作家也并不比普通百姓高贵多少,他们同样胆怯市侩、苟且无聊。写作是为了能生存的更好,自己也愿意被权势利用。人之处世,无论是强硬的反抗,还是柔软的妥协,还是介乎强硬与柔软之间的活着,都是姿态,也是常态。但在精神表达上当是实在的,很实在的。因为在人的生存意志面对现实的时候,无一不是本色、本质、本真的自我呈现。在这个基本点上,请问有谁能够例外?识文断字的我在狱中奉命记录难友的言论,是本真。抓捕关押的“八九”精英审讯时痛哭流涕且和盘托出、是本色。正是基于人的生存的现实,才形成了少雕饰的现实主义美学。现在大陆很时髦“人文精神”。在“人文”二字里,是不是且慢说“文”之优、之洁、之雅,我们立马要做的是直接显现“人”——显现那些现实化的生存诉求和生活场景,显现那些卑贱、平凡的无数的“中国化人生”。任何精神终归来自生存境况!就从这一点看,且慢高奏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凯歌,要紧的是要有一点人道主义倾向吧?有了现实精神,有了人的精神,再加上点文学训练和技巧,那咱就一定能多多少少地“跨疆域”了。诸君,在下不知说对了没有? 

  第二点是关于文学中的思想。文学是不直接表达思想的,特别是政治思想。大陆关于文学与政治之关系可能永远难以理清。自二十世纪八、九十年代以来,大概是对过去强调思想性的反拨,我们现在的文学是以远离思想为高洁,以维护其审美纯粹性为至尊。实际上,作为表现当代中国社会的人要抹去政治意识、思想意识在民族文化心理深层的渗透作用和控制作用,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如果我们刻意地回避它,抹掉它,肯定会削弱文学作品的文化意义和历史价值。至少在大陆是这样的,我敢说!当下,一些人基本鄙弃了人类、历史、民族、国家等厚重观念,感官的享受,人的情感欲求,实惠的物质生活等世俗性社会事物,统统纳入作家审美的新视野。这是好的、对的,它属于个人生存的正当性。要不,怎么我那么喜欢马连良,沉醉于他的泡澡,遛弯,修脚,下馆子,抽大烟,摆弄翡翠鼻烟壶。什么时候想起他来,总好像背上挨了一记黯然消魂掌。但是我们过度释放这样一些世俗的、欲望的,属于人之本能的东西,是否会产生返祖现象呢?一个资深编辑告诉我:现在看小说,无论中篇还是长篇,三页之后一定要上床。我说:“好,太好了。以后学校的文学课与生物课合并来上,有描述、有图片,醍醐灌顶,效果绝佳。”我不知这是文学堕入生物境地,还是生物提升到文学天空。不过,话又说回来,你要把欲望下面掩盖的利益关系合理开掘出来,对人与人,人与环境,人与社会,人与内心的关系做出既符合现实也符合历史逻辑的解释,那么,就要有多维视角了。除了世俗视角,恐怕还要有别的视角。越是世俗的生活,越是要有理性的认同。这理性不就是思想、历史、道德、政治和哲学吗?有了理性认同,才谈得上高尚的人文关怀。总之,文学要有思想,至少要有一点思想。但是我反对大陆一些人提出的“文学重返思想”的口号。我说这些,并非标榜自己具备“理性认同”和“人文关怀”。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,像发黄的一片叶离开老树而飘落,而这树早已是无花无果了。 

 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,我同意“民族书写”的确认与提倡。当前,不仅是价值体系混乱,语言表达体系也是混乱的。大陆书写之乱是与一系列经济、社会、文化、心理等方面的巨变、骤变相勾连,诚然,也与当下创作中坚骨干“个人化写作”相关。去年,我跨海去了台湾,在台北中央研究院阅读史料的同时,也有机会阅读文学作品。我发现海那边的文学书写也有些乱。数千字的作品,无一个标点。我的两只眼睛,不知该怎么看;要朗诵的话,就不知该怎么喘气了。语言表达体系的紊乱是个什么问题呢?说好听了,是与时俱进,我们全体在打造新式的、开放型的中国文化。说句不好听的,就是文化身份的丧失。一个民族,一个人连身份都没了,你是谁?谁认你? 

  过去在大陆所谓的民族书写,是被阶级斗争、社会主义建设、政治运动所扭曲。对此,大家已有了明确的批判和认识,我不多谈。那么现在呢?现代科技、一体化经济、大众传媒、生态危机等给中华文化带来了既是现实的、也是长远的威逼性、胁迫式的影响,且影响范围日趋深广。我们和我们的文化便在激进保守之间挣扎,在崇尚西方和弘扬传统之间穿梭。这样的煎熬挤压下,很多人倒了。或前仆,或后仰,或东倒,或西歪。但另有很多人站起来变得聪明强大,能够在外来压力下反激出内在自尊(包括人的自尊和文化自尊),在认同世界先进宇宙观、文明体系、审美价值、健康心理和道德勇气的前提下,坚守民族化又超越民族化。坚守是指专注于文化、文学的本土性,超越是指摈弃或置换原来的意识形态内涵与审美价值判断标准。具体来讲,有人的做法是凭借全球性的经验去关照和描述中国的民情风习、事件演化、历史变迁。比如龙应台的时评佳作,便是得益于这种全球性文化经验的一个印证。有人的做法是自觉承接中华文化传统的基本元素,以现代文明的面貌写出中国当下的人文景观。例如董桥先生笔下的《小风景》,读来兴味无穷。说是小风景,汇聚起来则是大风景了。有人是在审美层面上,一方面汲取西方文化的有关自由、博爱等普遍价值和意识流、碎片化、心理技术、黑色幽默等现代及后现代手法;另一方面则顽强地坚持中国文学传统。这个传统包括章回叙述,首尾连续,故事性强,巧用文言、方言、俚语,修辞精致等。例如张爱玲、白先勇的作品,在《琉璃瓦》下点燃《第一炉香》,借着《那晚的月光》去结识《永远的尹雪艳》。那些首尾呼应、曲折盘旋的情节犹如香烟缭绕。待缭绕的香烟散尽,留下的是不忘的情节、难忘的人物。这些作家也已老去或即将老去,但他们却是无法抹去,无法企及的。时代不断成就人,也不断毁了它所成就的人。但他们是例外。 

  “洞房昨夜停红烛,待晓堂前拜舅姑。妆罢低声问夫婿,画眉深浅入时无?”台湾老作家王鼎钧先生说,这首唐诗表面上是新娘问新郎,你看我的化妆合不合潮流。实际是诗人把新作送给权威人士看,问我的文章够不够标准。这里为什么要用比喻?王先生说有时是因为不方便直说,更重要的理由是天下事直说说不清,直说也说不完,要能不言而喻。这样,“画眉深浅”就成了一个典故,一个符号。作品也是符号,在有所顾忌的环境里,“符号简单,代表复杂;符号有限,代表无穷”。说出来的是谜面,未说出和说不出的是谜底;文学是谜面,人生、社会是谜底。“想以寥寥数语说出人类的历史,只有借了文学的方法”(王鼎钧:《宗教信仰与文学创作》)。我想,这既是方法,恐怕也是我们“跨疆域”写作的奥秘吧。 

  最后,再说罗嗦两句有关自己的话。自从“往事”发表,有人置疑:“你的记性咋这样好?大人们四十年前的谈话都记得?”有人发问:“你写的是历史,还是文学?”我无法回答。信则信,不信则不信,说文说史皆可,不文不史、非文非史亦可。因为这些都不重要。再说,当下的判断并非是最后的判断,我们认为很棒的东西,或许会很快被后代抛弃。有两位分别来自上海和新疆的读者来信让我感动又愧怍。他们说:“章先生,在作者简介里,你为什么要写明‘具博士生导师资格’?这很庸俗,建议删去。”我想删,可书禁了,无法做到。现在我要借此机会对他俩和说好(说“往事”是里程碑)说歹(说“往事”是反党宣言)的所有读者表达深深的敬意。作品是作者的终点,却是读者的起点。阅读是对创作的“再创作”。他们不仅能按文学惯例返还作者的原意,还能突破惯例,创造性地对作品加以缀合,解读出新的、更多的含义、推导出新的评价,甚至是惊世骇俗的、超出文学范围的高见。所以读者不仅是读者,他们还是导师。我以为这是比“跨疆域”还要重要的。

  于是我要说,何必“跨疆域”。 
    
  2005年6月作于北京守愚斋

  2005年7月22日讲于香港会展中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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